逢灾必颂的根源是君主文化
中华民族是个拥有大智慧的民族，是个具有幽默感的民族。每当灾难来临不是痛苦、不是反省、不是沉思，而是欢庆。最早发现这种文化现象的是文革结束时。文革是一场浩劫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，许多人至今回忆那段往事，依旧心有余悸。可是文革结束的时候，并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不是受伤者在角落里痛楚的呻吟，而是满街的横幅标语，是欢庆的锣鼓和一张张笑逐颜开的脸庞，人们举着“打倒王张江姚”“粉碎“四人帮””的标语，还有英明领袖的巨幅画像在游行，一个个像凯旋的战士。这样的思维并非无道理，我们打到了奸臣，迎来了新的明主，能不高兴吗？提起文革的灾难根源，人们总是说是林彪、江青两个政治集团在祸国殃民，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林彪、江青等几个弄臣真的能左右历史进程吗？在这里，我无意为林彪、江青及其追随者翻案，因为他们的确恶贯满盈，但他们真的而有能力担当起这么大的历史责任吗？他们不过是乘风上天的鸡毛而已，真正刮龙卷风的不是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量。真如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一样，他们在为君主分担骂名。对于文革的反思，我们依旧不能走出君主文化的樊篱。说林彪、江青之流是弄臣，是奸臣，估计没有人反对的，既然有臣，那么必然有君。由于君是永远正确的，于是为尊者讳，就不能把罪责弄到君的头上。因为奸臣们被打倒了，换成了忠臣，能不高兴吗？这就是文革结束时举国欢腾的原因，这是典型的君主文化。更何况一张“你办事我放心”的纸头，让伟大领袖与英明领袖浑然联系起来了，使得我们又有了新的英明的君主，那是更值得大贺特贺了。君主文化中只有颂扬，没有批评；只有歌声，没有哭诉，这样的文化侵润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每当灾难降临时，我们都能从中找到光明的一面，都能找到闪光的亮点，从而织就颂君的花环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篇通信报道非常有名，叫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》。六十一个工人食物中毒，这本来是一场悲剧，可是我们从报道里读出的是赞颂，是笑声，是对领导无限的爱。作为政府部门组织力量抢救病人，这是它的天职，如果这个也要歌颂，也要感恩戴德，那么农民种田、工人做工不是同样也要歌颂一番，感恩一番吗？把这样的歌颂建立在六十一条生命的鬼门关经历上，不是有些残忍吗？不但官方有这样的思维，老百姓的头脑里也有这样的文化基因。前几年，王家岭矿难发生，政府组织人员把井下的矿工救了上来，家属们立即打出“感谢政府”的鲜红横幅，并在络上一时风靡。依我看，这件事不但不要感谢政府，还要向政府问责。这样的煤矿有开采资质吗？平时安全是怎么监管的？政府从王家岭矿难中汲起教训了吗？这样的心跳今后会避免吗？差不多与此同时，秘鲁也发生了一次矿难，总统在矿井口等待了好多天，直到井底的被困矿工全部上来。上来时，他是深深地道歉和自责，而我们却是没完没了的感激、称颂。利比亚动乱发生时，在利的华人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的威胁，揪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，无异于一场噩梦。可这也成了一场歌功颂德表演，CCTV天天骄傲地报道着一批批华人如何绕道希腊、如何乘船、乘飞机回国；下了飞机如何笑逐颜开；报道着我们的政府如何沉着应对危机；并时不时将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的笨手笨脚奚落一番，因为他们还有好多人滞留在的黎波里。出了这么大的灾难，多少人提心吊胆，可是竟然成就了感谢政府的华章，真的令人叹为观止。从灾难发生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是始终没有见到在利华人公司的经济损失的报道，估计一说出来，那份歌功颂德就要打了几分折扣。
既然每次灾难都能化为歌颂的鲜花和掌声，还有一颗颗感激的心，那么借用高尔基的一句话：让灾难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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